30年前，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安逝，彼时的世界，正悄然发生着一些他看不见的变化。

代表国际金融潮流的上海证交所成立;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在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第一家麦当劳西式连锁餐厅在深圳开业。国际上，东西德合并，苏联进入解体前夜……

时间溯至1895年4月，甲午战败，国家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同年夏天，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小镇，他后来回忆生命初期接触到的世界：“尚为一小孩子，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被瓜分了……当时听到这种话，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

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时代，加上自小浸染的文人士气，在钱穆身上铸融出一股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后人将他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但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他更像一个守望者而非开拓者，但又不是一个埋于故纸堆的粗粝守旧者。从始至终，他都满怀温情而敬意地坚守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继与承，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

小镇自学青年

江苏无锡，荡口镇，江南科举之乡，历来士林风盛，所谓“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

在这里，赫族钱氏有言“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七房桥就是钱穆所属的湖头支，而同宗不同支的七尺场堠山，亦出累代文人，其中有个名叫钱基博的革命志士，与钱穆结成忘年交。

几十年后，钱穆与钱基博的儿子同在西南联大授课，后者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外文教师，名叫钱钟书。

钱穆的父亲曾在乡试考场上病倒，于是绝意功名，将入仕做官、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钱穆，从小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持恒的激情，屡屡在枕上窃听兄长读书，喜而不寐。他的整个少年青年时代求学路，可以说是被“百家饭”铺就的。江南人文荟萃，私人兴学遍布，诸多良师鼓励和启发滋养着钱穆，比如影响甚大的吕思勉先生。

12岁这年，钱父撒手尘世，家道中落。不多年后，时代的动荡也接踵而至，1911年10月10日夜，钱穆在沪宁火车上读到武昌首义爆发的消息，接着，全国相继响应革命。

这一声炮响令钱穆精神大振，他与常州府中学的老同学张寿昆约定一齐投军，不料，张寿昆因家中突发急事一去不回，音讯断绝，投军计划只好告吹。

革命中断了学校教育，迫为生计，1912年，钱穆重返果育小学，正式开启执教生涯。他教学生写作文，把学生们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人选一株树，坐下来后开始孤独地“静”。片刻后，他告诉学生：“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在年仅17岁的钱穆身上，一股对学问、知识的松风般韧劲，正在潜滋暗长。

此后八年间，钱穆先后任教中小学及师范。虽因家贫无依，无法进入大学学府深造，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不過，多年的自学不绝和异禀天赋，仍让他的学术能力逐渐荡出江南小镇。

1922年，一位无锡老乡介绍钱穆到厦门集美中学任教，这里能提供80元月薪，比小学高出近4倍。

然而，钱穆只在厦门待了短短一年便匆匆离去。据其在《师友杂忆》里的回忆：“始觉余之与此团体，有主客之分。余属一客，显与主体有别。”钱穆孑然求学，对人与人的感情和交际却一直保持敏感，且期待不低。

但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原因却另有其他。1923年5月，集美中学爆发学生风潮，声援全国各地掀起的收回旅顺、大连日本租界的爱国运动。时任校长以“鼓动学潮，破坏学校”为名开除了两名学生代表。

钱穆虽大体上同情学生，但仍婉言劝说“岂宜争一时之义气，出此下策”，如果放弃学业与学校反抗到底，“前途恐无光明可期”。不过，校方的处理终让他感到失望，于是不顾校长两次挽留，坚持辞教返苏。

由此也可看出，他对教育始终揣着一股净洁的崇仰，一份尊卑礼士的恪守之心，且将学校教育视为国家稳定的希望。

上了就下不来的讲台

钱穆的教学生涯比求学生涯要长出数倍，从小镇小学教师到最终站上北大校园讲台，主要得益于两个人。

1928年对钱穆而言是坎坷多舛的一年，仅百日内就连遭妻殁、儿殇、兄亡的“三世不寿”劫数，骨肉之痛，“椎心碎骨”。

此时钱穆37岁，就痛丧三亲而言，是过分年轻了，但对于一个有志之士而言，已至中年却还只是一所普通中学的国文教师，倒有些落寞了。

转机出现在这年秋天。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并在校长安排下与钱穆同座，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困囿于史料的他直截了当地问胡适：“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遍询不得，您知道它吗？”

如此偏僻的史料让胡适猝不及防，于是认定钱穆是有意让自己难堪，不禁大为光火。当晚，主人挽留他在苏州过宿，胡却以“没有带剃须刀”为由谢绝了。

后来，钱与胡的主要争端也大多围绕东西之辩、新旧之辩，某种程度上，两人从矛盾初始，到最终以矛盾结束，从一开始就写定了。

而钱穆真正的第一位伯乐，在胡适离开后数月才到来。

1929年4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到苏州讲学，在宴席中认识了钱穆，后者将已写好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送予顾颉刚。顾翻阅几页后，对其中展露的精湛学识大为震撼，旋即认为钱穆“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同年冬天，钱穆又收到顾颉刚邀稿，为《燕京学报》写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梳理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直击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

这篇短文成了钱穆的成名作，甚至撬动了教育界思潮传授的整个体系。彼时，北平高校大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半年前与钱穆有过一面之缘的胡适也拿这篇来研读，这回，他也被其中细密的求证与考据方法深深折服，于是与钱穆再度交识，暂时冰释前嫌。

顾颉刚兑现承诺，推荐钱穆正式进入北大历史系任副教授。教龄18年，钱穆终于站到大学校园的讲台上，得三尺之地，将自己半生所学传递出去。

刚入北大时，代理校长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中国通史课”，但钱穆固执坚持：应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者身份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此话一落，满座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校园北角那块景色秀丽的湖，则由钱穆亲自定为“未名湖”，作为北大象征保留至今。

钱穆虽性情温笃平和，但在治学修学的路上，一向秉持着强烈的自主性和探索性，甚至呈现某种一意孤行的专断。

这份“一意孤行”，也体现在他与胡适至终不绝的矛盾上。

比如，钱穆坚持孔子比老子成熟时间早，胡则坚持学院派老子更早的说法，北大校园学生的意识，也被两位老师分为“挺孔”与“挺老”两派。

二者矛盾虽然看似是学术之争，但实际却是整个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之争。

生长于传统江南文林的钱穆，认为胡适坚持的西化理念不过是“借尸还魂”，而胡适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者，从小接受西方学校教育，不满而立之年便站上北大讲堂，留美回国后决心用西方文明和法治来治理中国数百年的积弱积弊，甚至直接易名为“适者生存”的“适”。再然后，借着时代变革之端，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整个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时代主题都离不开变革与救亡图存，也是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士”开始向“知识分子”过渡。激流演变中，钱穆却愈加坚守以中国民族文化为本位。在后来的《国史大纲》引论中，他开门见山地痛切指出：“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

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内部机制的强调和信心，钱穆认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种种病痛应用传统文化内生之力来医治，坚守一个文明承袭的内在理路，“士”在这里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心，而不是“尽废故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