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在以往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化走以西方化为主的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同样，这一时期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和批判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没有这样的清算和批判，人们很难摆脱几千年来形成的旧观念的束缚。

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的审视与反思一下以往这个世纪中国文化所走过的道路，则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认识上和结构上的偏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我想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严重失衡。而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从近代实行新式学校教育以来，我们的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仿照欧美（以后又是苏联）模式，而课程内容也以西方文化为主（数、理、生、化和外语自不必说，史、地是中外对等；音乐、美术的题材可能是中国的，而方法则都是西洋的；中国语文的内容当然都是中国的，然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题材和范文为主，而所教的语法则几乎全是从洋语语法中套用过来的）。反之，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几乎全被摈弃，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内容更是少得屈指可数。因此，除大学攻读各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专业的学生外，从这样的小学、中学、大学中培养出来的人，如果他又没有课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爱好，那他的知识结构肯定是西洋知识超过中国知识。就在现在，我们还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知识青年所具有的西方知识远比西方知识青年所具有中国和东方的知识来得丰富，并以此为骄傲。我想，我国知识青年具有较多的西方知识，这无疑是一个优点，值得肯定和赞扬。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听说过，一些西方学者对我国不少大学生、研究生有时连一些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也不甚了了所表示的惊愕吧。那么，对此难道就不应当让我们感到羞愧，并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吗？

如上所述，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造成了长期以来国民基础教育中轻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偏差。现在是到了纠正这些片面性，重新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认为以往所出现的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片面性，绝不是由个别人造成的，而我们今天提出纠正这些片面性，也并不是说我们比前人高明。事实上，如果没有前人和前一历史时期所走过的弯路，也可能根本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这种反思、认识和愿望。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提出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主要是着眼于今后中国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而不是纠缠于历史的是非。因此，我在这里主要也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有关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不一定涉及许多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

人们习惯地把当今世界文化现象概括分之为东西方文化两大类型，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追述，则又常常概括为五大文化圈乃至二十多种文化类型等等。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然而，这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其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在地区、民族、国家具体历史进程的差异，当人们在同一时段内对他们进行比较时，则又会显现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从理论上来讲，当我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最主要的是应当注意其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其间由此而形成的各自不同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以推进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但是，要在实践上这样去做并不容易。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不少学者都已注意到了中西文化为类型上之不同，并强调不应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整整落后于西方地区和国家一个历史阶段，因此社会上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特别在中国，由于单纯学习西方器物文明（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间有半个世纪）的彻底失败，维新变法的失败，乃至辛亥革命果实的被篡夺等等，更增进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上落后的想法。这也就是在以往一个世纪中为什么会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强烈批判和否定倾向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东方地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民族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取得了独立，而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中国大陆在1949年取得政治独立，70年代末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都说明，东方地区、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西方地区、国家相比尽管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它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历史阶段或时代之间的差距了。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境况的变化，也促使了东方民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思和自觉，并开始恢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这正是我们所以提出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根据。

在强调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民主（或者说自由、平等、民主）思想问题。毫无疑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找不到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和自由、平等观念的。事实上，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也并非古已有之的，而是在社会发展到以工商资本为主要形态以后，并且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当时还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近代工商资本社会所具有的民主思想观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人民百年来前赴后继的流血奋斗，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中西社会和文化上的时代差异问题。尽管今天中西社会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应当明确一点，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已不是过去那种时代的差异了。

相对于解决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问题，处理中西文化类型上差别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时代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的话，那么对待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因为，这种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自地区、民族、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凝聚着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族的特有性格和精神风貌（诸如生活习俗、礼仪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因而它也就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今天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不需要交流，更不是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不可能进行交流。事实上，从古到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融通是一种交流，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只是，这种交流总是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中与己有益的营养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因此，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主体意识是不能没有的，否则出主而入奴，将沦为它种文化的附庸。

上文我们说，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并非古已有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西方传统文化毫无渊源关系。众所周知，西方近代文化发端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仅此即可说明西方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着密切的关系。再有，同样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欧洲近代启蒙运动深受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孔子思想的启发。在当时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那里，中国一度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儒家伦理被解释为最富民主、平等精神的学说，孔子也被推尊为时代的守护尊者，赞美、景仰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同化于东方或中国文化，而是在积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等营养以后，发展出了与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传统文化接轨的近代西方文化来。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西方近代的平等观念也不等同于中国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泛爱”说，而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则更是不等同于中国儒家的民本理念。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的事实它至少告诉我们三件事：一，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发生过程中，曾受到过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影响，并吸收了其中某些有益的营养；二，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发生过程中，曾积极继承和发扬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以西方文化为主体来吸取外来文化营养的，由此而形成的近代文化是一种西方类型的文化；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可为近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借鉴和启发的东西，相反，它已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生成发生了某种启发作用，因而，只要今人选择和诠释得当，也必将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健全有良多的启发与借鉴。

西方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历程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学习、借鉴和吸收外来的文化，与继承、发扬传统的文化，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的。它既不象某些人所鼓吹的，对外来文化只能全盘接受；也不象某些人所描绘的，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腐朽到一无可取之处。

以往一个世纪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那么激烈批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正值西方实证科学最为兴旺的时期，理性至上与逻辑推理，实证至上与普遍有效等被视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凡与此不一致者，则被斥之为非理性的、非科学的，甚至是愚昧落后的、神秘主义的，应当被淘汰的。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与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相距甚远，于是在那一时代追求实证科学的人们的目光里，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了落后无用，必然要被淘汰的东西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含混、缺乏逻辑推理和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则更是发展实证科学思维方法的严重阻力，必需彻底批判和清除。

现在，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发现实证科学的方法远不是完满的，更不是唯一的。许多科学家在研究中碰到用实证科学方法无法证明和解释的问题时，正在越来越多地到东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混沌的理论与方法中去寻求解答，并且取得了相当可喜和可观的成果。

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在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当作为胚胎学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由于在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也转向了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技和文明。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并且是反映我们自己科学传统的文化特色与不足之处的宝贵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波尔（Niels HenrikDavid Bohr）， 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至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这个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转引自《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其实，普里高津自己可说是第三个例子。此外，80年代初风行美国的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卡普勒（F. Capra）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也可称为第四个例子；日本著名物理学家，194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又可称为第五个例子，……如此等等，我想不必再多加罗列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整体直观的朴素方法和谈玄说道的形上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科学理论的“源泉”，只要人们善于发现并诠释之，则将对现代科学发展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从目前的趋势看，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自然观，正越来越被世界有见识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重视和接受，它很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科学观念的变化。原先按照实证科学机械论所规定的“科学”概念的内涵，也将重新予以审议和规定，至少许多原先被视为所谓“神秘主义”的东方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论题、观念和概念等，不应当再被排斥在“科学”概念之外。

没有民主思想，缺乏科学精神，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的两个解不开的情结。“五四”时期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正是这种情结的表露。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形态也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范围的文化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想这两个情结也到了应当化解的时候了。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时候，不仅不再应当妄自菲薄、乃至全盘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反，应当积极地发掘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做出合于时代精神的诠释，以贡献于世界未来世纪文化的发展与建设。

注释：

〔1〕《与人笺（八）》，《定庵文集补编》卷四。

〔2〕魏源《海国图志》。

〔3〕如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4〕《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

〔5〕〔6〕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 1月15日，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7〕《编辑后记》，原载《独立评论》第 124号，1935年 3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8〕原载《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四期，1935年 1月10日。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9〕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独立评论》第 145号，1935年 3月31日。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10〕刘契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原载《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35年 6月10日。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11〕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原载《正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5年 1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12〕同上注〔10〕。

〔13〕〔14〕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原载天津《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1935年 4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

〔15〕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原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 1号，1924年 1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